清乾隆 鎏金铜镶料石转花胡人献宝音乐钟，钟分三层，底层长方形风景格，边嵌红白色料石，内饰动物和西洋人物活动玩意。二层平台四角饰料石伞形转花，正面为三针珐琅钟盘，边嵌红白色料石，旁满嵌红，绿，蓝，白色料石花卉纹。三层平台四角饰料石旋转花，三根镀金树干托起金蓝色旋转花，中嵌红百色料石梅花，顶饰一束红百色料石转花，绿叶茂盛。此钟正点报时和奏乐，共有三支乐曲，可按钟后退选曲。
清乾隆御制胭脂红地洋彩八吉祥贲巴瓶，瓶为一对，呈台形口，束颈而高，鼓腹，外撇式高圈足。台形口沿外侧以胭脂红为底，粉彩细描缠枝花卉，颈部主体以各色莲瓣纹装饰，腹部以胭脂红为底，饰以莲托八吉祥纹，八吉祥是瓷器装饰中典型的宗教纹样，由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八种吉祥物组成。八吉祥初始时排列无一定规则，明永乐起按轮、螺、幢、伞、花、鱼、瓶、结排列，从明万历至清代则以轮、螺、幢、伞、花、瓶、鱼、结为序。胫部靠腹部处施色调较淡的胭脂红，胫部近圈足处以松石绿及鹅黄两种莲瓣纹相间装饰。底心以松石绿为地，中心红彩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作为乾隆御窑，清宫礼佛之供，又为成对保存，此为稀珍。瓷质彩绘贲巴瓶为乾隆朝之，作为佛心天子，弘历的一份献礼而载入瓷史，除了供自身修持佛法之外，还作为御礼赏赐西藏、青海等地宗教，是当时清与密宗上层思想感情交流的见证，寄托双方的共同信仰。
圆口，器形以下渐广，垂腹，圈足，肩部饰双螭龙耳，胎体厚重，釉面洁净，造型端庄。腹部满绘粉彩福禄图，五色神鹿形态各异，或嬉戏，或奔跑，或顾盼，或小憩，一派生机勃勃之景象。粉彩绘画技法高超，不仅将瑞鹿的神态描绘的生动传神，更衬以参天古树，奇石嶙峋，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极为自然逼真。底落“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款。
清 乾隆 冰种飘花活环双象耳瓶，古人视鹿为瑞兽，寓有之意。唐宋瓷器上已出现鹿纹，广泛流传是在元代。因“鹿”与“禄”谐音，故又称“百鹿尊”为“百禄尊”。此件十鹿尊一反常见画面，将百鹿图化为林间嬉戏的十只瑞鹿，活动于丛林山峦之中，布局构图丰满紧凑，并衬以红蝠，是为“福禄双全”，此风格粉彩十鹿尊较之传统画面百鹿尊的流传，寥若星辰，传世甚为，是为典藏重器。
训政，即是旧时皇帝退位为太上皇，嗣皇帝仍须禀承训示处理大政。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永琰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乾隆皇帝就此发出上谕：“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表明乾隆皇帝在禅位之后，朝中大事嘉庆皇帝仍需要聆听他的教诲，以免施政失当。此状况延续至嘉庆四年初乾隆皇帝驾崩为止，《清史稿•仁宗本纪》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永琰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皇帝的意旨一向言听计从，无疑符合乾隆皇帝的训政目的。嘉庆二年，弘历已当了两年的太上皇，五世同堂，本该娱悦于山水之间，颐养天年，却依然朝夕牵挂着朝政，因此特意刻制了“归政仍训政”印章，告诫自己不可松懈培养继承人的重任，由此可见其对大清江山的重视，对嘉庆皇帝执政的关切。
本品正是乾隆皇帝此番“教子”苦心的见证，寄寓乾隆皇帝教导大清新一代君主的款款真情，所绘苍龙教子图之中幼龙则是皇十五子永琰的化身，其右爪紧握宝珠，昭示其将来嗣承大统之位，与乾隆三十八年之后的永琰身份相符。苍龙殷切的眼神也折射出乾隆皇帝对永琰的关切和大清江山的思虑。
清乾隆御制缂丝加绣《三星图颂》轴，此轴上端为浅棕色隔水，钤“八征耄念之宝”和“太上皇帝之宝”两方乾隆皇帝的鉴藏印。其下为蓝地诗塘，用金线缂丝乾隆御制三星图颂诗：“其畴五福，居一斯寿；福即禄也，继而为偶。曰寿曰禄，资福以受；必有司焉，丽天拱斗。
旭日和风，松苍花茂；境乎仙乎，神霄携手。相好天福，垂黻佩玖；司禄抱子，肫然慈母。众星惟寿，如现于酉；岳岳彬彬，紫垣三友。锡祉延龄，佑我九有；于万亿年，视此丝绺。乾隆壬寅清和月御笔。”下缂“古稀天子之宝”和“犹曰孜孜”二印。此诗书于乾隆壬寅（公元1782年），是年乾隆皇帝72岁。
中间为三星图主图，上部缂远山层峦叠嶂，祥云环绕其间，中间是福禄寿三星和二仙童，一仙童捧瓶花，一仙童抱于福星怀中。左有古柏仙桃，右有仙鹿一只。下有仙鹤一对，并点缀灵芝花卉，山石飞泉，寓多福多寿多禄之美意。分别缂“乾隆鉴赏”和“乾隆御览之宝”以及“秘殿珠林”三方鉴藏印。钤“三希堂精鉴玺”，“干清宫鉴藏玺”，“宜子孙”，“秘殿新编”四方乾隆鉴藏印。另有李鸿章“合肥李氏望云草堂珍藏金石书画之章”以及吴普心“南通吴氏收藏书画印”，“普心”，“吴庭香印”和“思学斎”四方鉴藏章。
清朝在苏州建立染织局，为宫廷生产缂丝。乾隆年间，缂丝工艺发展到顶峰，出现用赤捻金线和淡捻金线，银线在深色或浅色地晕色的“三色金”缂法。后来还产生了加绣，加画，三蓝缂等新技法，交叉并用，收到的艺术效果。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明清缂丝一万余件，多制作于乾隆时期，其技术之精，用丝之密，为前朝所不及。此件缂丝加绣三星图轴使用三十余种色丝，以二至四色间晕与退晕相结合的方法，用平缂、长短线、搭缂等技法，以笔代缂渲染松树的皮和针叶，以针代缂绣制桃树的叶，花，果实及牡丹，灵芝等，再缂织山，云及福禄寿三星。细微之处，如人物的衣纹，鹤禄的躯体等，使用钉金线、散套针、施毛针等刺绣加以烘托渲染。
缂丝在历朝都是用来制作龙袍，复制名贵书画或宫廷装饰品，是了解当时社会审美情趣，工艺水平和文化习俗的重要依据，因此，古代缂丝具有的艺术价值，素有“织中圣品”的美誉。所以，乾隆皇帝也是把此三星图轴作为一件集缂绣绘多种工艺集于一体的具代表性的观赏艺术品，入藏于以书画为主的《秘殿珠林》，作为皇帝的收藏。
吴氏南人北相，英俊潇洒，得黑龙江督军之女垂青，郎才女貌结为连理，为一时佳话。事业有成的吴普心痴迷文物收藏，恰逢东北连年战乱，溥仪携带出的宫中鸿宝散佚殆尽，而吴氏则借近水之便多有斩获。因此，经他收藏的书画，很多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重要藏品。如米芾的《简帖》、《岁丰帖》和《逃暑帖》，已经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藏中国文物的代表作。上海博物馆2003年斥资450万美元购回的宋拓《淳化阁帖》，也曾经是吴普心的收藏。由此可以看出吴普心对中国书画的非凡的鉴赏力。
乾隆御制缂丝加绣《三星图颂》轴，自其织造出后的二百余年间，历经乾隆皇帝，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及成功商人吴普心爱如珍辗转递藏，今天有幸呈现在大家面前，谁又将是下一个幸运儿，担负起这将文明的瑰宝薪火相传的神圣职责呢。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事务大臣。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鲜美，雍正令驿站六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进而做出了许多本分的事情，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年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
年羹尧的失宠继而遭祸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额驸阿宝见到年羹尧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十一月，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