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单的鸭纹和以鸭主体的组合纹饰。鸭纹多配以荷莲或芦苇，更奇者与雄鹰相配。宋代受中国花鸟画题材影响，瓷器上的鸭纹为丰富，定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磁州窑多以此为装饰题材，画面上多是两只或四只鸭成双成对，周围莲草相问。尤以老鹰逐鸭为精彩，黑鹰从天飞扑而下，一鸭仓皇逃窜，一鸭急钻入水，尚露腚尾，水花四溅，芦苇摇曳，画面真切动人。
北宋 耀州窑青瓷刻波鸭纹六棱碗
广义上包含以蝴蝶为主配以其他内容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立的蝴蝶纹。受宋代花鸟画成熟的影响，瓷器装饰中花鸟虫鱼题材大增，蝴蝶纹开始盛行。宋瓷上蝴蝶纹多取蝴蝶对飞纹样作圆形构图。典型器物有明成化斗彩团蝶纹罐、万历五彩花鸟花蝶纹蒜头瓶等。雍正以后瓷器上还盛行一种瓜蝶纹，即以瓜蔓与蝶纹相配，谐音“瓜瓞”，习称“瓜瓞绵绵”，寓意子孙万代连绵不绝，乾隆粉彩瓜蝶纹瓶即为代表之作。
北宋 越窑蝴蝶纹粉盒
此器为扁圆形，盖稍鼓，盒身子口，直腹下折，圈足外撇，圈足内施釉，并见垫烧痕。盒盖上鼓，盖面以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刻划蝴蝶卷草纹，外区划一周流云纹，构图严谨规范，刀法流畅简练，蝴蝶纹细腻传神，盒身素面无纹饰。
盒内外通体施青釉。此盒为妇女用来存储胭脂香粉等的物件，是宋代常见的器形，造型小巧精美，做工较，为越窑烧造。
《中国陶瓷全集宋（下）》中所有类似藏品（《中国陶瓷全集宋（下）》，第74页，图30），两者均饰蝴蝶纹，可资比较。
参阅：《中国陶瓷全集 宋（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74页，图30更多历史拍卖纪录。
饕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饕餮纹应视作兽面纹中的一种。清代名品有康熙青花饕餮纹瓶、五彩加金饕餮纹方熏、五彩加金饕餮纹尊等等。
清康熙 青花饕餮纹铺首耳大尊束颈敞口，鼓腹圈足。尊形壮硕。口沿、圈足饰蕉叶纹，肩部堆塑双铺首耳，腹部主题纹饰满绘饕餮纹，构图严谨，画工浓淡搭配相宜，深浅变化自如。瓷器仿铜器如此大件者，较为少见。画工如此古朴典雅者则更为少见。
景泰五年（1451）有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记载；天顺元年（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则三朝之中不论官、民窑均有烧造。这三朝的传世青花器物除被称为「云堂手」的人物图器皿外，另有一类以麒麟、孔雀等瑞兽珍禽为主纹的梅瓶、大罐。耿宝昌先生曾指出：「这些器物的风貌与其时画坛高手林良、戴进的画风一致，联系到有关文献记载，笔者认为，这一批青花器，就是继宣德晚期以来的定制，由同一代工匠绘制造就，用于赏赐诸藩王的御窑器」，见1993年出版《明清瓷器鉴定》，74页。
此类单以麒麟入画的十五世纪青花梅瓶极为少见，前文提到一件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麒麟、杂宝云纹梅瓶，见前揭书，74页。
亦可比一件十五世纪青花孔雀麒麟纹大罐，载于东京1976年出版《世界陶瓷全集》
瓷器出窑久了，经过多年的老化，其表面的釉面光泽、釉层质感就会和刚出窑时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岁月痕迹。这种痕迹，是通过釉内和釉表面的物质分子析出而形成的反射光、折射光变异，以及历年以来摩挲使用而形成的皮壳包浆等各种因素组成形成的，行里称之为“釉光”。
只要学会鉴识釉光，就算在未完全掌握器物断代的知识的情况下，也可准确判定是新瓷还是旧瓷，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市场上留住手边的好瓷。近来，由于民国粉彩瓷器身价急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人已开始大量仿制民国，甚至连大路货的桃花病态人嫁妆瓶都在仿制之列。尽管民国瓷器烧制年代并不久远，但器物表面亦有釉光存在。这些出现于市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形、釉色无一不肖，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通过观察彩釉的析出层（色彩浅淡的纹饰周围釉彩析出层很少，肉眼难以观测得到，但用湿手一抹，在薄薄的清水层上立即便浮现出来。新瓷没有这种特点），以及眼观手摸细辨釉光，从而不至于买假上当。正是由于这种鉴识釉光的“门秘术”，才使得自己在各式“高仿”之前捂住了腰包，免遭无谓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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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