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
官窑是在宋大观及政和年间于汴梁所造，青瓷釉色晶莹惕透，有开裂或呈冰片状，粉青紫口铁定是其特色。宋室南移在凤凰山下设立官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或内窑，郊坛下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器形较多，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产品。
永乐帝在位时，景德镇瓷器生产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瓷器烧制承上启下，内外交流的重要阶段，上承宋元，下启康乾，并广泛与外国交流学习。能工巧匠们除了继承前辈的精巧工艺，仿制元代的典型器物外，还大胆进行创新改良，烧制成永乐甜白，青花，釉里红等时代特色的新瓷器，尤其是多色低温釉上彩瓷器，打破了以往瓷器多为单调色彩的传统，使之更赏心悦目，为后来的成化斗彩，嘉万五彩乃至康雍乾粉彩瓷器烧制奠定了基础。借郑和下西洋和外使出访之际，永乐瓷器得以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外销瓷和赏赐附庸国瓷），从外国进口颜料（如永乐青花所用的苏麻里青）学习技艺。永乐瓷器中也出现了一批地域色彩浓厚的伊斯兰瓷器，这既是对前朝的继承，也是新时期向外国学习的证明。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的高峰。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一定的惯例，同时又新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雍正细路民窑器大多数落各种堂名款，如“正谊书屋”、“百一山房”、“澹宁堂”、“望吟阁”等，一般民窑器款则复杂多样，如用灵芝、香炉、团花款、方块款、豆腐干款、四朵花款等。
乾隆朝瓷产量，官窑款用得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般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殊器物上往往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
乾隆民窑款形式也极丰富，堂名款和花押款多大体与正朝相同，故鉴定时有一定的难度。乾隆朝出现草记款。乾隆朝款，字体多，书写排列形式也多，且官民窑款字体易混淆。一般来讲，官款比民款精、秀、细、润，而民窑款大都较为粗糙、草率，亦有仿宣德、成化款。
咸丰及其后的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再次兴起楷书题款风气，大多为六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无圈框，字体工整，清秀修长，有青花、红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形式。这一时期篆书款不多。其中光绪时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及“长春同庆”、“永庆长春”等款的官窑器为。民窑款则多无定制，形式较多，同治时多有“同治年制”四字篆书戳记印款及抹红款。光绪时多伪托款，一般是“康熙年制”或“若深珍藏”。
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 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