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楼设计，重要的一点原则就是要根据当地的风俗文化特色，当地的历史特点，把当地的历史风俗文化与石牌楼建筑的特点紧密联系，例如当地的地理区位特点、风俗民情的特色等。其次，在设计石牌楼的时候要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所蕴含的意义和内涵，当地的风格特色，石牌楼作为一个建筑群的组成要素，与周围建筑群的风格相融合，要与周围建筑物形成一个布局合理、比例协调、望景生情，这一设计原则也是真正建好一座石牌楼因素之一。石牌楼在设计的时候，设计者要根据石牌楼的风格、造型以及所要表达的情感进行石料的选择，像汉白玉这样的石料比较适合用在一些重要的场所。
石牌楼的用料一般就地取材，石材多开采自附近山区，常用的石料有黔山清水石(黔县青)、花岗石、麻石和天青石，亦有混合运用的案例，如花岗石与嘉祥青石，等等，题材多样，也不乏寓意吉祥的图案与纹样，更有书法艺术点缀。石雕的创作手法也十分丰富，但以浅层透雕与浮雕较为简单经济，因此数量为多，也使用有技法高超的圆雕、透雕、镂空雕，其形象生动。
徽州牌坊为什么是一道特的风景，徽州青石牌坊现存的保存状况良好、比较具有代表性石质牌楼是纪念明代大学士许国的牌楼，位于现今款县县城内，横跨解放街，有八根石质立柱，故又被民间称为“八脚石坊”，其建筑平面呈“四”字形布置，由两排四柱冲天式牌楼构成，材料为青色凝灰岩(茶园石)。整座牌楼的装饰中应用了几乎所有的石雕雕刻技法，包括圆雕、透雕、浮雕等，造型细腻工艺令人过目难忘。该牌楼立柱的前后左右雕刻了共计十二座石狮，其中雕刻的母狮的爪下还有小石狮，或蹲或立，活灵活现，是明代牌楼发展的高峰。再如位于款县城西部的郑村镇槐塘村的丛相状元坊，修造年代则更为久远，约建于南宋皇帝赵显在位的德佑年间，但是在随后历朝均对该牌楼加以修缮，故保存较好，从其上也能够读出牌楼建筑不同时期的发展风貌。其造型古朴洗练，制式为四柱三间三楼，高11米，宽9米。该牌楼使用了卷草纹头脊，檐顶中央有宝顶，额朽上装有红色沙砾岩制成的“圣旨”牌，。明间的龙凤牌上分别题刻有“承相、状元、亚卿、学士”，字体遒劲有力。
现在建造的青石牌楼的样式和宽度也得到了拓展，开始出现了四柱三间、乃至规模更大的形式。而水平宽度的增加，从审美需求上也进一步促进了青石牌楼体量的增长，高度也被加高，楼数也增加，逐渐形成了令人敬畏的形制，青石牌楼到了明代已经普遍出现三间四柱三楼乃至五楼的形式，现在青石牌坊渐趋稳定。总体上讲，古代御赐与出资建造的青石牌楼往往装饰更为精巧，华丽繁复，而由乡里出资或民间自筹资金建造的牌楼在造型和装饰上会比较简单与朴实。
灵活随机地并用各种雕刻手法，是石牌坊浮雕的一大特点。圆雕、浮雕、线刻等表现方法常常被不拘一格地并用于一件石雕牌坊之上。如龙头、石狮子等部位为圆雕，身躯则依附于石壁用高浮雕形式，衣饰等细部则用线刻形式表现出来。因而，除高浮雕的表现手法之外，线刻也是石牌坊浮雕常用的一种技法。
中国传统石牌坊造型艺术自古就非常重视对线条的锤炼，书法、绘画及装饰图案都将线条作为表现笔力、风骨与神韵的载体，可以说，线的形态和趋势是古代塑造艺术形象的首要因素。在石雕牌坊上有许多花卉装饰纹样，这些纹样内部结构主要为轮廓线和动势线，它虽不如书画用线般纵横态肆，但通过线的弯曲扭动，使原本平实刻板的形象产生了生动鲜活的表现效果，如武候寺院石牌坊上的荷叶纹样，内部纹理线条曲直相济、自然流畅。不仅花卉植物多用线条表现内部结构，而且动物、几何形也常常采用线刻的雕琢方法去体现造型的细节和内部物征。
寺院石雕牌坊上的人物虽然用高浮雕的雕刻手法来体现突兀的造型，但是佛像、菩萨等人物的衣纹线也用线刻手法来表现。大明寺上的坐佛，其宽大的衣裙因坐势而簇集成皱褶层叠的状态，这些层层叠叠的衣纹由各种弧度不同的线条刻画出来，自然流动的线条随人体结构的转折而变化，将衣裙柔软的质地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样，辽阳石牌坊上的坐佛也是用线刻描绘衣纹，使雕像形体起伏有序，服钧不仅有着饱满的体积，而且不失其整体内容的丰富性，将其服饰的重叠厚重的月格准确的表现出来。天宁寺塔上的菩萨雕像，其衣裙因为运用了流动的“线”，仗得这些随着形体轮廊起袄而变化的衣褶，像清泉的涟漪有着轻轻的节奏和韵律感，从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装饰美感。
我国线刻工艺在石雕上的运用较为成熟的作品至迟在汉代便已经开始出现,画像石、门嵋、石牌坊门柱上都遗存有大量的汉代线刻作品,一般表现为将装饰纹样周围凿低,使主要纹饰突起,然后对其进行细部加工。
古代的隆昌石牌坊之乡、嘉祥石牌坊之乡、徽州石牌坊之乡，这些石牌坊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存在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因其是在中国特的伦理思想下的产物，它深植于理，更埋植于“心”，它不仅是主体心灵的物质视觉再现，更是从精神层次上体现了社会、政治、人、道德、艺术、装饰这几者之间关系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