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徐小虎在上海博物馆开会时，看到前来参加的评论者，她愣住了，问身边的老学弟：“看看他们，好像都比我们年轻，是吗？”学弟回答：“那当然了！”“可是，我清楚记得上次开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老师都比我们老很多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因为被禁言，已错过整整一代学者，成了全场“老的人”。
也是在这一年，身处争议漩涡几十年的徐小虎去尼泊尔的深山里修行，除了参加活动，很少离开这里。
《被遗忘的真迹》出版至今已有5年，豆瓣评分8.6。在读者的评论中，有人赞同徐小虎敢钻研敢发声的态度，有人欣赏她为“中国画辨伪学”作出的努力，也有人认为她用西方学到的鉴赏方法来给画作断代是一种中国艺术史缺的“”。
今年9月，徐小虎的新书《南画的形成：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再次由理想国出版。她也因此走出尼泊尔的深山，再度来到北京。
在一系列的新书活动中，徐小虎习惯用“小虎”称呼自己，每当说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她就会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参加活动的年轻人纷纷用“可爱”来形容她，而她本人也在做一件更可爱的事——她期待建立一部“没有大师的中国书画史”，在这部历史中，书画不分大师还是无名氏，只论创作年代和艺术价值。
“这是一项民族的工程。”原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古代书画杨新说。
年轻的傅熹年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家见他后生可教，有时也特地点拨他一二。张珩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古书画，看两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画宝鉴》，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书画册）。张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支那名画宝鉴》拿来，对照着书一幅画一幅画地为他讲解，这回说不完下回继续，他边听边拿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其中就画一个圈，特别好的画两个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鸟画名作《双喜图》，旁边用铅笔注明“真迹”，还有一个“故”字，意为故宫藏。傅熹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两本书。
傅熹年说，前人看书画有所谓“望气派”之说，鉴定书画的关键在于见识真迹。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1952年后，国家收购和个人捐献的大量书画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来全部交给了故宫书画馆），有时会有领导和来参观。每逢有这样的好事，长辈们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当然不能为我开放，但是有领导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远远瞧着点，他看完了你过来探探头，这还是可以的。”参观时，还能聆听到张珩、徐邦达等的现场讲解。
就这样，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画真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如今如雷贯耳的“大IP”，他当时都见过了。
那时，傅熹年因为老进城往家跑，没少挨团干部的批，说他“贪恋资产家庭生活”。解释只会招来更多的批评，因为古典文化当时被视作落后的东西，他索性就不解释了。反正在学校里，他对当全5分学生并不感兴趣，但是重要的功课，例如课中的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和基础课中的素描、水彩画，是5分。
傅熹年作品：麦积山石窟外景水彩写生图。
“画透视图是一绝”
傅熹年之所以进入清华建筑系（当时叫营建系）学习，是因为高三时读到梁思成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和明清北京城的文章，萌生了搞建筑史的愿望。在清华时，他钦佩梁思成的铅笔单线速写，徒手画建筑线条，又快又直。他曾借到梁思成旅欧时的速写册《拾遗》，内有对法国布惹阿城堡大楼梯的速写等，反复临摹。
宋以前建筑实物，尤其是住宅全都灭失了，目前所见早的古代住宅是明前期的，再早就只能求诸文献、绘画等，其中绘画是形象资料，尤其重要。现存宋元绘画中保存住宅资料丰富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所画的是北宋汴梁城乡建筑，以店铺为主，兼有一部分住宅。画中对建筑物的构造、装修细部都有精细的描绘，但因为画面取景较近，在表现建筑全景方面就难以兼顾。《千里江山图》则能加以补充，它是宋画中表现住宅和村落全景多的一幅。
有一次，启功偶然从一个信封里找到几张“漏网”的敦煌写经残片照片，与傅熹年同看，说其中一张好，书法秀美潇洒，毫无职业写经人的习气。
这是一篇写经的发愿文。文中称，自己发愿要写三千部《妙法莲华经》，以为亡母“太原王妃”祈福。两人都觉得“太原王妃”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几天后再见面，启功高兴地说，终于想起来了！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死后追赠太原王，太原王妃即武则天的生母杨氏。但武士彟还有其他子女，不能确定要发愿写经的就是武则天。当时无法查资料，这个疑问只能暂时搁置了。
1968年底“清理队伍”后，傅熹年获准回到人民队伍中，随全院职工整体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之后，建筑研究院被撤销，人员星散。傅熹年被分配到甘肃天水，在国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的工程公司为技术员，再次离开了古建。
8月底，期巡回鉴定在北京启动。在故宫博物院丽景轩鉴定书画，以“文革”中的抄家文物为主。接下来，先后鉴定了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总店、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所藏书画。
由于鉴定组大多是高龄老人，鉴定只在春秋两季进行，每次三个月。《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名画当然也要过一下眼，过完就赶紧收了，这些都是早已公认的国宝。
1985年、1986年上半年，鉴定组移师上海。在上海，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名画中，有一卷题为赵孟頫所绘《百尺梧桐轩图》。此图绢本，青绿设色，画的是园居闲适之景。图中一人便服闲坐在梧桐轩中，旁有一童子捧茗，一使者抱琴，高大的梧桐树环绕四周。全图笔法秀雅，设色工丽。画后有周伯琦、张绅、倪瓒等七人的题诗，都是元末名家。对此画是否为赵孟頫所画，傅熹年提出了不同看法。
这是他次目睹此画实物。他注意到，位于画幅右上方的款识“吴兴赵孟頫”笔法滞涩，且从构图上看画幅右方颇显局促，因而认为画作并非赵孟頫作品，而是经过了剪裁，作者原款被裁去，“赵孟頫”的名字是后来添加的。
因为全国需鉴定的书画作品很多，当时商定，鉴定组采取不争论原则，将不同意见作为附注标注。谢辰生只负责协调工作，启功没有参加这次鉴定，参加的5个中，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3人同意这个意见。后的鉴定意见为，该画为元人作品，但非赵孟頫所作。
鉴定组在沈阳工作时，也发生过较大争论，尤其是对一些画的年代分歧很大。
1986年后，徐邦达实际上不参加鉴定了，启功也经常不来，刘九庵和傅熹年不得不负起主要责任来，大量的反对意见都是他们俩签署的。
傅熹年说，并不是每一位都坚持自己主持收购的书画为真，徐邦达就很大度，他替故宫收进的字画，如果鉴定组认为是假的，他也认账。
鉴定工作结束后，傅熹年偶然翻阅旧笔记，起了对《百尺梧桐轩图》加以考订之心。因为这幅绘画之精雅、题诗诸人的声名之煊赫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一幅伪作却会有七位同时代名家为它题跋？
通过研究题诗的内容和题诗的时间地点，他判定，画上的梧桐轩主人应是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当时张士诚以富庶的平江（苏州）为中心割据江浙11年之久，在遍布全国的元末起义烽烟中，这里成了一个文学艺术盛的孤岛。傅熹年认为，画的作者应是当时居留在平江的一位名家，其画风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张士诚兵败身亡后，收藏者不得不裁去原款，伪托赵孟頫所作，实是为了将画作保存下来而不是为了欺世盗名。因此，此图虽非出自赵孟頫，也有特殊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巡回鉴定休会期间，傅熹年还于1987年秋赴美国考察了博物馆藏中国书画。考察是由美国华美协进社社长、翁同龢之孙翁万戈安排的，原拟安排王世襄赴美，但王世襄将这一机会让给了更熟悉书画的傅熹年。
傅熹年历时110日，参观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10个博物馆，看了大量以前只见于著录书和图录上的名作，大开眼界，归后整理成《旅美读画录》。
他此行有成就感的，是在参观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时，在一个普通库里发现了国宝级的南宋画家夏珪真迹《洞庭秋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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