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岑在长期的花鸟画创作艺术生涯中，注重体验生活。为观察花鸟虫鱼的习性与动态，在宿舍门前设花坛种牡丹，庭院中养八哥、金鱼，同时还注重在文学、诗词、书法等方面的修养。他一生写了不少诗词，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天天习写“石鼓”等碑帖，作扎实的基本功练习。他年轻时代的陶瓷艺术作品极其工细， 以工笔手法绘出的《雄鸡》《蝉》等花鸟草虫类瓷板画，画工精美，栩栩如生。中年以后学习吸收恽南田、任伯年等国画家没骨法兼工带写的技艺，所绘花鸟布局简洁，设色清雅，甜润华滋。香港艺术馆馆长朱锦鸾先生曾撰文评价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为“简洁利落，令人难忘”。刘雨岑瓷板画受潘勾宇的影响颇深，二者同属南宋花鸟画中“折枝技法”，皆善于“捕捉自然界里永恒的一刹那时空，把真、善、美凝结成画”。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刘雨岑艺术上的高峰期，他设计出的数十种日用瓷画面，被大量复制生产；绘制的陈设瓷作品，屡屡被《景德镇瓷器选集》、《中国陶瓷·景德镇彩绘瓷器》(中日合刊)等大型画册和全国多种报刊选载。1959年，刘雨岑荣膺陶瓷美术家称号并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任中国美协江西分会副，景德镇陶瓷美协，江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景德镇市政协副。他在60岁生日时，取号巧翁，希望能活过77岁，再图技艺变法，为陶瓷事业作出更多贡献。可惜这耿耿痴心，毁于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中。1969年，刘雨岑于批斗中精神失常、脑溢血突发辞世，时年65岁
另外，刘雨岑创立了“水点桃花”技法，画花时用含有色料的水笔，依次点染在相应大小的“玻璃白”底色上，既有传统填色的粉润效果，又具有画意生动的韵味。刘雨岑到晚年仍孜孜不倦地研究任伯年的笔墨技巧，他娴熟地运用粉彩彩料，掌握油性特点，在坚硬光滑的瓷胎釉面上，表现出绘画艺术的韵致。他在文中写道：“记得过去，我在瓷上表现桃花时，由于对料性掌握得不够，以玻璃白掺染洋红点出桃花，烧后成色发乌，后来经过反复试验，采取先以玻璃白作花，再在其上以洋红点出的办法，才得出国画桃花的效果来。由此可见，要用祖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国画，来装饰具有优良传统的瓷器，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中一朵永开不败的鲜花，作为陶瓷美术工作者，除了要对料性、对瓷画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之外，还熟谙国画用墨用色的技法。刘氏画桃花风格特，技巧孤绝，是鉴别其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
刘雨岑的瓷画在取材、构图、设色上别具一格，把文人画风吸收进陶瓷艺术领域，整个作品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使陶瓷艺术作品从晚清陶瓷装饰的烦琐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有情趣、有生命、有新意的艺术品。特别是刘雨岑在粉彩技法上的革故鼎新，创立“水点技法”，直接用“玻璃白”点出花朵形象，然后以含色料的水笔加以点染，色彩浓淡自如，花头更显活泼自然，在粉彩花鸟艺术上产生了的影响。这种技法的创立，不仅是工艺技巧的创新，而且对粉彩花鸟艺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即中国写意画扎实的功底，与粉彩陶瓷工艺技巧相结合的创新。对吸收任伯年、恽南田、新罗山人的清新画风来绘制粉彩陶瓷作品，“水点法”功不可没。他创研绘制的“黑叶描金牡丹瓶”、“黑叶描金四季瓷盘”、“黄雀薄胎瓷瓶”等瓷艺作品，有的参加了1 6国陶瓷展览，有的为故宫博物院收藏。
刘雨岑先后用过“刘玉城、刘雨城、刘雨岑”三个名字。从其作品分析和其子刘平先生回忆，“刘玉成”是刘氏父母所取原名，主要用于就读江西省立甲种陶瓷工业学校之前和就读期间；陶校毕业后到景德镇画瓷初期用“刘雨城”；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并用“刘雨城、刘雨岑”；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期，只用“刘雨岑”。把握刘氏姓名沿用的年代，在鉴定其作品时，是断代的重要依据。
2009年拍卖价仅百万的“珠山八友”之一王大凡瓷板画，在2011年拍卖价格飙升至920万元，去年日本奈良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珠山八友”的另一画家王琦的四条屏瓷板画以1780万元落槌。“珠山八友”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何许人、程意亭、毕伯涛、刘雨岑，创作的鼎盛时期为晚清、民国至文革前的数十年间，留下的作品不多，历来是陶瓷收藏家梦寐以求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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